《治史三书》是严耕望先生传授治史经验的三本小书的合集，分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前两个部分谈问题，最后一部分谈经历，有纵有横，三者看似分离却又紧密相连，从头至尾，无不展现出先生坚强纯净的学术思想和朴实无华的学术作风。
起先，在导读部分看到耕望先生是安徽桐城人，多有感触；后又见先生多次于书中提到他的童年少年时期在安庆的求学情况，深感不安。同为安庆人的我，从未去了解过这位不婺声华的史学大家，更未曾像他这般埋头苦学，实为惭愧。今对先生之敬佩，与专业无关，全在个人情感，读此书，乃有生之幸也。
全书前两部分是先生志学之经验。先生功夫扎实，成就卓越，但于书中所谈，皆为切身甘苦，全无装腔作势故作大言之矫情。先不论先生志学之影响，单看经历，已是常人无法企及之高度。先生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在史识上深受钱穆先生的点拨。初任职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继而转入傅斯年先生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通识与考据有着通达的认识。六十年代任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七十年代初当选为台湾研究院院士，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图考》《唐史研究丛稿》等，所著各书，无不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或为同行必备之要籍。但先生从未有自骄其所能而轻议不能的轻薄。其师钱穆先生曾写信给他：
“大陆流落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同样师从钱穆先生的余英时先生也喟叹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
所以先生作此书并无高谈阔论，尤其是第二部分《治史问答》，仿佛是与读者面对面的交谈，颇为亲切。但即便先生木讷寡言，与“议论”无缘，他的“朴实之风”在学界依旧是引领而望之。
正是因为“朴实无华”的态度，使先生提炼出“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的座右铭，更在生活，修养，治学的关系上提出了六点宝贵的原则：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二.一心力，惜时光；三.淡名利，避权位；四.坚定力，戒浮躁；五.开阔胸襟；六.慎戒执着。而仅有此六点原则又是不足的，史家的志业亦是十分重要，为此，他又提撕三条：一有抱负，二能自信，三立计划。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一个区别于文学和科学的历史学家。
先生的修养决定了他的治学态度，更决定了他的志学方法。在此书序言之中，他就有提到：
“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
这不仅是全书的概括，更是先生毕生志学之概括。
在全书的第一部分《治史经验谈》中，先生系统的论述了他的志史经验与方法。首先是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专精与博通之要义：“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然后申述己见“治史既要专精，也要博通”；断代研究要看到前后历史演进的连贯性；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不能做“点”研究，而要做“面”的研究，但是与此同时，要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这正好与前面的专精博通相呼应。其中的某些观点又和年鉴学派的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先生所学，并不局限，海纳百川。其次是几条具体规律，是先生所学之总结，更是他严谨志学之体现。最后是论文写作中的相关问题，不论是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还是材料引用，撰写改订，先生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评判史学成果（著作和论文）的标准只有两条：是否正确与有无价值，而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恰恰是先生一生的追求。
说来惭愧，先生在论述自己观点之时，举例甚多，而我并未仔细阅读，实为一大损失。现想想，全书价值，除却先生治学经验，治学态度，更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颇多回忆，有先生自己，亦有钱穆等众多大家，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太仓之一粟，九牛之一毛，见识所限，实感羞惭。
蓦然想起先生所提，他对历史的兴趣源自于《三国演义》，从而借助字典通读了《三国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先生有此成就，这想必也是重要因素。而我们在学习之时，除却方法和态度，又是否将最初的好奇心转化为兴趣，从而深入观察发现呢？真相想来令人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