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看“菊与刀”这三个字,脑海中总拂不去这样的形象:头顶月代俨然一杆枪,足下木屐趷踏,腰间悬着肋差,从饰有家纹的羽织里伸出的手中,轻握着喝茶或酒的青瓷小盏。他们品评着精制优雅的插花艺术,谈笑风生,穿行在樱花林中,并不令人觉得他们是暴戾恣睢的武人。
在日本民族身上,菊的淡然与刀的凛冽似乎可以并行不悖;但将这两样事物引入精神层面时,从中窥得更多的却是日本人民性格中的双重性,而这样的特性体现在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矛盾着,也有条不紊地发生着。
他们守旧而维新。倒幕运动让日本下级武士得以掌握权力和领地,他们追求文明开化,自由平等,却又依赖于秩序和等级。他们在社会上兴起西化运动,行为习惯向西方看齐,却又受着传统和习俗的制约,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礼节,报以不同的尊重。即便身处家庭之中,也须遵守任何的礼仪形式。明治维新的遗风只稍稍抚慰了社会环境这尊华美花瓶上的裂纹,至于里头装的是隋珠和璧还是悬鹑百结,并没有多少人会在意。
他们复古而开明。他们提倡西式的装扮,同时坚持日本传统的服饰;他们一方面以西方军事手段训练军队,一方面仍在装备上固执地保留了武士佩刀;他们贯彻“和魂洋才”的原则,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文化,也固守着本土的伦理道德,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人与社会之间的“义务”。尽管这常使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却仍将此当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仿佛这至高无上的“荣耀”,早已植根于他们的灵魂深处不可动摇。
他们文雅而野蛮。他们崇尚“物哀之美”,就连国歌里也承载了太多的颓丧。他们欣赏樱花“质朴低调”的美,称赞它如约而至的忠诚,传颂它飘洒自如无牵无挂的性格,视死如归的精神。樱花如雪般飞舞的姿态和凛然归入尘土的悲壮景象启迪了大和民族对生与死的思考——樱花像极了武士,它们的开与败就像是武士的生与死,来时盛烈,去时决绝。但,生命绝非是轻易便能概括的事物,只欣赏凋零之美的生死观是畸形的,在生命的大好时光里,痛苦的剖腹自杀毫无美感,有的只是对生命的轻视。他们也曾追求过菊的温婉与刀的血性,却在被妖魔化的民族精神的影响下,趋向暴力与杀戮,蔑视生命与法度。
他们顺从而富于抗争。“菊”是日本皇室的家族徽章,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日本人民的理想——对美的追求,对自然的崇尚,对平和的向往;而“刀”又可看作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有着自己的锋芒,崇武而不服输。在日本封建时代,至少在幕府时期,天皇是政权的傀儡,实际掌权者是“大将军”,对天皇的忠诚可以说只是浮于表面。可这并没有对二战时日本军人“为天皇尽忠”观念的传播提供太多阻碍性的因素。这令人困惑,却也不得不令人正视这一现象:战时日本士兵对天皇有着高度一致的心理崇拜,他们能以“光荣”的心态奔赴死亡,却忍受不了他人对天皇的攻击和侮辱。而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放在家庭、社会中又造就了另一个极端——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在他们的孝道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家族成员中积蓄着相当露骨的怨恨,但这个刚毅的民族却总是轻易地被“情义”所束缚,欲挣脱而不得,一代代的沿袭下去。
日本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国家,它的人民始终处在两种极端之中,却依旧能在矛盾中前行,在挣扎中共存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