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1973年写给严耕望的一封信说：“大陆流落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叹”。这是对严先生学术人格最真实写照。而此书是严先生根据自己治史体验、方法所编成的三本小书合集，分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前两部分论述治史经验，后一部分写人生际遇，可窥见其一生的治学得失与深思。
在第一部分《治史经验谈》中，严耕望提出治史的原则性方法，要“专精”也要相当的“博通”。 他首先区别了“专”与“精”“博”与“通”之间的具体差别。“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而博通又可以从两个方面谈：一是史学本身，对于上古下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的研究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深入的认识。这样能够避免犯史实性错误，也可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二是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史家应该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这让我想起年鉴学派，她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各门社会科学，从横向进行研究。打开大门，尽可能吸收多一点，利于自己的态度趋见开明。但是先生并未在社会科学上求之过深化过细，只是在关键时候着墨一笔。他言道，“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方法能解决的”。
自陈寅恪首倡“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新史学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预预新潮流，蔚然成风；但对新材料理解也出现了偏颇，往往局限于发现新史料的稀见史料上。对新旧史料关系上，严耕望确认为“新的史料总有出尽的一天，难道新史料出尽了，历史研究工作就不能做了吗？”，新史料固然要用，但基本功夫仍要放在旧的普通的史料上。真正高明的史家，应该“看人人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从普通旧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
在《治史经验谈》第二部分着重讲了严耕望的史料观。首先，因为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少数记录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的也未必能看得到，所以不能因为没记录就否定它不存在，在给史料下断语时要少说否定话。
在史料选择上，尽可能引用原始史料，因为史料每经改编一次，价值就减低一次。在史料处理上，强调一旦看到了反面证据，就当立即推翻自己的看法。在史料考证上，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为正确者，得须得另一早期史料作证。这与清代考据史学一脉相承。
严耕望特别推崇中国现代史家。在第二部分《治史答问》中，有一篇专门写吕思勉先生的文章。先生的第一部史学著作就是白话文，着眼于社会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得意见。另外，先生在1943年发表的《历史教学法》中，称述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可见先生治史意趣并不保守。而书中也提到，先生在史界名声光显并不及二陈与钱先生。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先生埋头苦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我想，这就是严耕望心中纯净的学术人格吧，将一生献给学问。
第三部分《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自道学史历程，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可视为他自己的学术自传。
“充实而有光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严先生敦敦教诲，深具启发。而到性情之处，让人感动不已。
